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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辰2018年秋季拍賣會

2018-10-18 15:16




北京華辰2018 秋季拍賣會將于11 月17 日至18 日在北京伯豪瑞廷酒店舉行預展,19、20日拍賣。


此次秋拍,華辰依然為您奉上中國書畫、瓷器玉器工藝品、現當代藝術及影像四個門類的千余件藝術品與大家共賞。




中國書畫


朱耷(八大山人)(1626-1705)

126×33cm. 約3.74平尺

本幅八大山人《菊花》為張大千舊藏,民國裝裱,張大千題簽:“八大山人畫菊無上妙品。香翰屏先生所貽,大千之寶。”可知此作為國民黨著名將領香翰屏收藏后贈與張大千的,此軸另附布面函套,上題“八大山人畫菊”,依字跡風格判斷亦是張大千所題。

八大山人為明宗室后裔,一生經歷坎坷離奇,明亡后數十年間過著一種似顛非顛,似醉非醉的非正常人生活,這也可以從他前期恣肆狷介的藝術風格看出。在八大山人的最后二十年間,他的思想逐漸發生變化,“他由不與新朝同列的志節,轉化為對高潔靈魂的追求;對故國的思念轉為對人生命運的思考”,正因如此,其作品風格更趨向寧靜幽深。在八大晚年作品中,我們看到不少他將獨立的事物進行提煉單獨描繪的作品,并在作品中大量留白,將一條魚、一朵花作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對象。


此件八大山人《菊花》作于壬申(1692年),為八大晚年作品。通篇在偌大的長幅中間僅繪秋菊一枝,朝向不同的菊花三朵,用筆率意靈動,依靠墨色干濕濃淡表現菊花形態,著墨不多,卻將菊花的冷峻和野逸之氣表現得淋漓盡致,題款書法線條美感與畫作如出一轍,整幅作品顯得寧靜祥和。八大山人晚年不止一次畫菊,應該說他對菊花有著特殊的感情。菊花是中國傳統的名花,也是花中“四君子”之一,從屈原到陶淵明及后代文人,菊花被當作文人寄托個人理想與情懷的對象反復吟頌,也使菊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富有了獨特的象征意義。而在繪畫中,歷代畫家尤其是文人畫家皆喜畫菊,在他們筆下,菊花已不再是普通的自然之花,而是君子之花、隱逸之花,有著獨特的寄寓意義。晚年的八大將他的遺民情懷,轉化為清凈精神的追求和生命本體的思索。在這里菊花不僅象征他僅僅是一個隱士,而是作為一個隱士他仍保有一種積極的生命狀態,這種狀態反映在他對一花一草,一蟲一魚的關注之中。這時候的八大山人不再狂怪冷漠,轉而顯得質樸清新,其作品與讀者距離也顯得越來越近,這些特點可以從本幅《菊花》之中反映出來。



齊白石(1864-1957)

荷花鴛鴦

102×34cm. 約3.12平尺


齊白石(1864-1957)

菊花草蟲

148×82cm. 約10.92平尺



瓷器玉器工藝品


清雍正 檸檬黃釉蓮形大盤

尺寸: D 29cm

款識:“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書款

出版:佳士得香港2001秋Lot.803

    北京華辰2004秋Lot.1259


參閱:《世界陶瓷全集15》小學館·清,頁66,圖74,75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VOLUME 2,頁226,圖332
鴻禧美術館《中國歷代陶瓷選集》,頁296,圖129


《故宮博物院第8卷 清の陶磁》,頁33,圖25


此雍正檸檬黃蓮型盤從制胎、造型到燒釉,無不精絕。此盤形制碩大,蓮花刻制逼真,黃釉溫潤淡雅,嬌好無瑕,叫人不忍觸手。類似器型迄今只見兩例,且以此件最靚。有專家稱:“存世之雍正檸檬黃,以此件為最。”實不為過也!



蓮花在漢族文化及佛教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漢文學作品中從來不乏文人士子對蓮花之鐘愛的表達。其中宋周敦頤《愛蓮說》中: “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靜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蓮,花之君子者也”的金句更是家喻戶曉。又因“青蓮”與“清廉”諧音,便更被世人用作比喻品格高潔之士。佛教在漢代開始從印度傳人中國,緣其地多產青蓮,遂有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旦叉始羅國》中: “掬除灑掃,涂香散花。更采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南梁江淹《蓮花賦》日: “發青蓮于王宮,驗奇花于陸地。”胡之驥注: “觀音大士生干王宮,坐青蓮花上。”可知此后之“青蓮”大多與佛陀、菩薩有關。北魏后,佛教造像開始迅速遍及中原,而其多以蓮臺寓言出世。如在佛教造像體系中,佛、佛母、菩薩及出世間護法皆蓮座,而羅漢、世間護法等由于未脫輪回,皆不設蓮座。又因青蓮花開青白分明,后常用于指代佛眼,如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序》中有句: “從容滿月,照耀青蓮。” 倪瑤注: “《維摩經》日: ‘目凈修廣如青蓮。”可見佛學文化中這一寓意舊已為漢文化所接受,所以,禮佛之器多取蓮紋。



瓷器中的黃釉是一種低溫鐵黃釉,因黃與“皇”同音,黃釉自明初創燒,就成為黃色成為皇家至尊之色,是皇家控制最為嚴格的釉色之一,明清兩代黃釉瓷器只有皇家才能使用。黃釉創燒于明初景德鎮官窯,明時以弘治年間所燒“嬌黃”最好。清康熙晚期,內務府琺瑯作引進銻黃釉,用于琺瑯彩瓷的燒造。因其淡雅可人,深受皇室喜愛,故御窯于雍正朝研制出此類黃釉,習稱“西洋黃”。督陶官唐英在雍正十三年所寫《陶成記事碑記》中就列有“西洋黃色器皿”一條。因其為“本朝新制”,故在御窯所造的眾多釉水中脫穎而出,為所列“歲例貢御者五十七種”之一,要求每年進貢,可見皇室及督陶官對此種釉色的珍視。而單色釉瓷極難燒成,色淺者尤甚,塑胎、修坯、窯燒、施釉中稍有微瑕則前功盡廢。所以盡管“西洋黃色器皿”每年都貢與皇宮,但總體燒造數量并不大。如此器如此碩大且完整者,而今看來更為珍貴。



明永樂 青花一束蓮紋盤

尺寸:D 44.5 cm

參閱:耿寶昌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紫禁城出版社,2002,圖版136。耿東升主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代瓷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圖版37。《北京文物精粹大系·陶瓷卷(下)》,北京市文物局編,2004,圖版83。


此件大口微斂,弧腹,廣底,淺圈足,胎質堅致細膩,釉質肥腴,青花明艷穩重,有鐵銹結晶斑,器底砂底無釉,微泛少許火石紅痕跡,撫摸時有如糯米粉狀,形制規整。口沿繪海浪紋一周,外壁為一周纏枝蓮花,內壁飾纏枝牡丹紋,勾畫婉轉流暢,盤心主題紋飾為蓮花、蓮蓬、茨菇、浮萍等水生植物,緞帶束在一起,故此紋飾有“一把蓮”之稱,其布局疏密有致,畫工細膩雅致,蓮花柔美風姿,盡在筆端,青花一色秾美蒼妍,流露出濃厚的筆墨趣味。構圖疏朗而飽滿,紋飾寫實傳神,充分借鑒國畫的筆墨意韻。


蓮花是中國的傳統紋樣,有高潔清廉、出污泥而不染的寓意。東漢時期,蓮花紋隨佛教傳入中國,蓮瓣紋也開始在陶瓷上流行,至兩宋成為常見圖案。束蓮紋始見于宋,耀州窯青瓷上有“三把蓮”字樣的作品流傳于世。明代永宣時期的青花瓷,“一把蓮”成為典型的裝飾圖案,構圖疏朗,賞心悅目。


各大博物館均有此類器型藏瓷記錄:《明代初年瓷器特展目錄》(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圖版39;《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冊)》(紫禁城出版,2002年),頁262-263、圖136;《大維德基金會藏中國瓷器精品》(日本大阪,1998年),頁65、圖34,以及《天民樓珍藏青花瓷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1996年),頁82-83、圖27。



清道光 松石綠地粉彩花卉紋盤螭葫蘆瓶

尺寸:H 28cm

款識:慎德堂制

參閱:《誰收藏了圓明園》,金城出版社出版,第238頁。


此瓶取葫蘆造型,形制肥圓,憨態可掬,敦實厚實。通體施松石綠釉為地,粉彩繪制,釉汁豐腴,瓶身上部中斷描金青花繪回紋,堆塑螭龍和蝙蝠伏爬在瓶口,裝飾手法特別,前朝未曾見過,龍身蟠曲,施紅金彩,栩栩如生。瓶身繪制團花和纏枝花卉,設色諧和,枝葉有陰陽向背,枝蔓卷曲,紋飾繁縟而井井有條,頗有西洋油彩風范。底部紅彩書“慎德堂制”四字雙行楷書款。其繁密的裝飾仿造銅胎掐絲琺瑯,有明顯的西方洛可可風格,設色五彩斑斕。葫蘆瓶,形如“吉”字,是吉祥如意,多子多孫的寓意,宮廷歷代都有燒造,其精良制作和特殊形制,讓這件器皿奪目耀眼,艷壓芳群。


現當代藝術


《八仙山》

布面油畫 83x67cm  1954年 簽名:朱德群  1954   來源:香港蘇富比拍賣會

展覽:

(1)臺北,中山堂〈朱德群畫展〉,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2)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中國-巴黎:早期旅法畫家回顧展〉,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六日

出版:臺北市立美術館《中國-巴黎:早期旅法畫家回顧展》,1988年3月26日-6月26日


在自然的陶冶中,朱德群的藝術體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多年后在《憶吳大羽先生》一文中他追述:“我在吳師的教導下成了塞尚的崇拜者,在國內多年工作,沒有遠離后期印象派的范圍,直到1953年去八仙山寫生,在兩千多公尺的山峰深谷云霧叢林中,突然領悟了中國水墨畫的虛實,具有詩意的傳統精神與自然的關系。煙霧彌漫,松柏縱橫交錯,聯想到書法用筆的境界,與過去學習寫、畫的心情連接融合,不知不覺我對繪畫觀念有了轉變。”可見八仙山對朱德群的藝術生涯有重要意義,這無疑成為他去國后走向融合中西的抒情抽象風格提供了契機。




1954年,朱德群在黃少谷、張道藩、羅家倫等師友的有力支持下,獲得在當時最重要的臺北會展場所-中山堂-舉行個展的機會;為此,藝術家特別于年初再赴八仙山,創作一系列風景作品。此次展覽獲得空前成功。《八仙山》即創作于此次采風之旅,朱德群被法國現代繪畫史家稱許為“把東方藝術的細膩與西方繪畫的凝練,融會得最為成功的畫家”。他的作品采用油畫的表現形式,但卻深得中國藝術之精髓,畫中透出了水墨畫的痕跡。因此,深受法國畫壇的敬重。

  “看畫和繪畫,覺得在聆聽宇宙的天籟。”在被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蘇立文問及創作感覺時,朱德群如此作答。

  “我畫中的意境是與我對自然的感悟密不可分,尤其是被自然激發出來的一種情感,在畫面上的表現用語言很難形容。”朱德群后來解釋,“這里的關鍵是要對自然真正有所感之后的真情流露,這樣畫出來的畫就很融洽,就形成了畫面意境和境界”。

  觀摩朱德群的作品,可以看出東方文化精神和西方繪畫語言兩種基因的完美激蕩,其優雅舒暢和濃烈粗獷,看似漫不經意,實則由千錘百煉達成。因此,朱德群在法國被譽為“把東方藝術的細膩與西方繪畫的濃烈融會得最成功的畫家”。

朱德群早年具象的作品存世極少,目前能夠見到的以八仙山為題的畫作僅三幅,本幅作于1954年,是其中顏色最漂亮、細節最豐滿的一幅。畫面最令人稱道的是對冷灰調子的控制,那些紅、粉、綠等單獨看起來帶有跳躍感的顏色,不但沒有打亂整體氛圍,反而成了迷人的細節,以一種沖突來實現制約,最終化約為一片和諧,顯示了作者卓越的色彩感覺。局部筆觸帶有印象派的特點,但樹干表面的肌理、樹梢的紅葉等部分已近于抽象,又似乎有著寫意的自由。



人文書 紅本·黑本,共兩函,四卷一函


兩函全部展開


紅本


黑本

人文書 紅本·黑本(四卷一函,共兩函)

刻紙 中式線裝書 布面函套

44×35×9cm×2

2002-2004年作

款識:呂勝中二00四年十月

鈐印:呂勝中印

展覽:

2004年11月6日-2005 年1月8日

發表:

《制造歷史-巫鴻論當代藝術》,P83,timezone8,2008年出版


 呂勝中于2002年至2004年創作的這組中式線裝《人文書》,包括“紅本”和“黑本”兩函,刻有小紅人正形或負形的紅色宣紙,裝訂成書的叫做“紅本”,而用紅色紙張上刻落下來的人形或碎紙屑,排列托裱在黑色宣紙,再裝訂成書的為“黑本”。如原始宗教圖騰般的小紅人正面對稱、張開四肢,它可以轉動四個方向,再加上正負形的變化,可以當作八種不同的“文字”,就像佛教的八字真言,最簡潔的字符也可以傳達出無限的精神意蘊。呂勝中在這八種字符的基礎上分解重構,做出的這組視覺文本《人文書》,借用符號化的形式與原始神秘主義的序列傳遞出對生命和靈魂的追問。


  《人文書》的制作原計劃為十二部,但由于工序的繁瑣與時間上的限制,最終在茅為清先生紐約前波畫廊只呈現三部。之所以稱為「人文,是因為書本中的文」是人形符號的陰陽刻本排列成若干段落與章節,或正或反組成可閱讀性的文章。《人文書》一部包含紅和黑兩本,小紅人陰或陽刻本羅列于紅色宣紙,裝訂成書的叫做「紅本,而用紅色紙張上黏貼落殘留人形或碎紙片,排列在黑色宣紙為黑本」。幾乎是全人類共性的本真,而呂勝中以陰陽刻本的人形符號,在拆解于重構中書寫人類歷史進步史,探討文明發展后遺失的傳統記憶,追尋民間藝術里中存在的大量情感。


影  像


德國鳥類學家 外格德 舊藏

民國川藏地區考察影像及筆記、信件等文獻


Max Hugo Weigold是德國動物學家和鳥類研究的先驅,曾在Heligoland Bird Observatory工作,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鳥類環志研究場所之一。Weigold出生于德累斯頓。他在耶拿和萊比錫學習自然科學和地理。Weigold曾先后兩次到中國西南的川藏地區進行科學考察考察,第一次為1914年-1919年隨德國人Stoetzner探險隊而來,并成為第一個在野外看到活體大熊貓的西方人,并從當地人那里購買了一只熊貓幼崽。同時此行探險隊還從當地獵人那里買到了熊貓皮。此行因受到一戰影響而導致Weigold在廣州德華學校教學至1919年才回到德國,此次探險期間收集了近3800個標本。后來他成為漢諾威薩克森州立博物館自然科學部的主任。第二次為1931年,他以德國漢諾浮博物館館長及美國費城科學院科學考察隊隊長的身份再次赴中國西南地區考察,此行他帶上了自己的學生恩斯特·舍費爾,20 歲的舍費爾在川西的密林里為這次考察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1931 年 5 月 13 日,他成為歷史上第二個成功獵殺大熊貓的西方人。此行Weigold收集了1000個標本。

 

Weigold在鳥類學研究方面成果卓著,他單獨命名了5個亞種,并與Otto Kleinschmidt共同撰寫了7個亞種。還有其他13種新描述。大約有六種鳥類和七種脊椎動物以他的名字命名。

 

此次秋拍影像專場我們有幸征集到了德國著名鳥類學家外格德(Dr. Hugo Weigold,1886-1973)學術舊藏,包括底片、照片、幻燈片、日記、信件、論文、期刊等學術出版物等幾千件,如此龐大豐富的內容為我們提供了十分豐富的影像文本,是研究民國時期西南地區人文民俗極其寶貴的實物,是國家博物館級藏品。


1、日記

含外格德兩次訪華考察期間的日記及氣象記錄,回憶錄手稿2冊,及其來花錢歐洲考察日記與其他時期日記,計約50冊。



回憶錄手稿2冊


1931年帶領美國費城探險隊川藏考察日記6冊


2、信件、論文等:

包括他來華做展覽時與民國文化官員來往書信、雇傭向導的保書,外格德的中英文名帖,以及在華考察后所寫的論文與報告上百份。




3.  兩次赴華考察所制玻璃幻燈片(近千張)。


A、1914-1919年:漢口、宜昌、重慶、成都、映秀、灌縣(都江堰)、汶川、松潘、雅安、嘉定(樂山)、打箭爐(康定)、道孚、德格、巴塘、德欽、北京、廣州等地。


藍綠色線路



B、1931年費城科考隊:重慶、成都、映秀、灌縣、汶川、松潘、DOBO-PASS,打箭爐(康定)、雅江、八窩龍、木里、永寧、麗江、大理、八莫(緬甸)。


紅色線路



4. 兩次赴華考察底片、其他時期考察底片及家庭影像底片(玻璃及軟片,數百張):


5. 照片、明信片,約3000張。含兩次赴華考察照片、1931年在華考察大幅展覽照片及其他時期考察照片(歐洲、日本、美國等地)、家庭影像等


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大幅照片:




6.  證件、名片、學術出版物、及其他紙本文獻。



護照


持槍證


學術出版物,近200冊


器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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